儒林外史的讀后感
自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頒布了科舉錄取的規則：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用《四書》、《五經》、八股文作為考試內容。當晚，天上就出現了“貫索犯文昌”的奇觀。隨后，一百多個小星星向東南方向墜去。
貫索象征牢獄，文昌象征文運，古人以天比人，“貫索犯文昌”，預示文人有災，而后則是老天降下一伙星君維持文運。王冕不愧為奇才，縱觀《儒林外史》，的確與之相符……
科舉在明代的確危機四伏。文人為了參加科舉、中進士及第，不擇手段;而且文人只有寫八股文這一條做官的途徑，把其他的處世準則看輕了。于是，有些人不滿于此規章制度，走出了這個名叫“科舉”的怪圈，涌現出了一批可能當時被眾人所誤解的名士——
虞博士，淡泊名利，進士及第卻絲毫不留戀官場;杜少卿，樂善好施，看重道義，對官人們嗤之以鼻;鳳四老爹，為人行俠仗義……這樣的人比比皆是。雖然如此，但有些人對他們并不解，尤其是杜少卿，他曾被高大人批判為“杜家第一敗家子”、“專和和尚、道士、工匠、叫花子這些下等人來往，沒有一個正經朋友”甚至連杜少卿的父親這樣愛民如子的太守，也在他嘴里變了味兒：“呆子”、“不知道尊重上司，一心只想討好百姓，‘敦孝悌，勸桑農’之類古文里假大空的客套話經常掛在嘴邊上，惹得上司不高興，官也丟了。”為什么杜少卿讓高大人如此看不起?原因也是他親口說的：“杜少卿若有真才實學，就應該中舉當官，征辟算什么正道?”對，原因還是科舉!中舉，甚至進士及第，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出人頭地，這才是當時民眾的普遍看法，書中就有證據：馬先生告誡匡超人“要以舉業為主”“人生在世，只有舉業可以出頭，沒了舉業，就一事無成”;魯編修教育女兒“要是八股文不好，沒有講究，不管你做什么東西，再好也都是野狐禪、邪門歪道!”所以，隨后該才女評價蘧公孫“誤了我的終生”也不足為奇了。科舉對當時的人真的很重要，“周進倒龍門”、“范進中舉”就是很好的證明。
既然科舉對當時的人如此重要，那么，我們只要剖析一下科舉，就能知道該時間段的歷史潮流。科舉對外在的危害開篇就提到了，那么科舉自身有沒有毛病呢?答案是肯定的。批范進試卷的周進在書中的一段話：“原來他的文字得看好幾遍才能知道其中的妙處，可見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屈了多少英才!”評價一針見血，充分地揭露了科舉自身的黑暗面。中舉可以出人頭地，那么還有別的方法嗎?書上有一段有趣的對話：景江蘭說：“你們所說的考科舉中進士，是為名，還是為利呢?”大家都說：“是為名。,”景江蘭說：“趙爺雖然沒有中進士，但外面的詩選上刻著他的名字，行遍天下，只怕比進士的名聲大得多呢!”眾人都笑了。讀到這兒，我也笑了。
不管從隨到清活了兩千多年的老壽星——科舉，對古人有多么深重的危害，那也都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希望現在的素質教育能早些完成，這既能幫助學子們脫離學習的苦海，也能幫助國家培養時代的棟梁!
坐在書桌旁，打開清秀的《儒林外史》，任憑書香溢滿個院落。書香伴著我的思緒，，輕輕地、自地飛翔，擷一朵知識的彩云，牢牢地貼在心間。《儒林外史》，真的給了我很多，很多……
《儒林外史》是一本長篇諷刺小說，主要寫了清朝的一些讀書人觀念是讀書只為了當官，心中只認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所以，只有極少的官是清官。
《儒林外史》中，我最喜歡的是“王冕的故事”，“王冕的故事”主要寫了元朝末年，有一個人叫王冕，在諸暨縣鄉村居住;七歲時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線活，供給他到村學堂里去讀書。王冕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給他幾錢銀子，還一邊放牛一邊讀書，在這樣的環境下，他12歲，就對天文、地、經詩、了如指掌，無所不通。
一天雨后，王冕來到湖邊，湖里有十來枝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一看從此對畫畫感興趣了，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就像是湖里長的。路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
長大后，朝廷讓王冕當官，王冕執意不去，躲在了深山。我覺得王冕清高孤傲，不同留和污。有的古代把讀書當成敲門磚——“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圓如意，書中自有……”。為了財富，他們可以廢寢忘食地讀書，可以從黑發考到白發：八十歲才中了狀元的梁灝，花白胡子的周進，考了幾十年一朝中榜;歡喜瘋了的范進……而王冕他不求名利，不為金錢，不為財富，這是一般人無法控制的。
今天，我讀了——《儒林外史》這本書，使我深有感處。是的，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在我們的生活中是離不開書的!
今天，我讀了一本諷刺小說，那就是在清代遠近聞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說了在舊時代時，各類人士對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描寫了一些深受八股科舉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當時不良的世俗風氣。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嗇鬼—嚴監生。他是一個膽小而有錢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嚴監生疾終正寢。這件事充分表現嚴監生吝嗇，愛錢如命，我覺得這樣的人不值得我們去學習。相反，我們在生活中學會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場就是與嚴監生一樣。而嚴監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知道，嚴監生吝嗇到連給親人花一點錢都不肯，充分得體現出嚴監生愛錢如命。而《儒林外史》開篇詞中一個生于鄉村的王冕，因家里沒錢，就去放牛。但他喜歡讀書，所以每天賺的錢都去買書看。最后功夫不負有心人，成了縣內的名人，許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中，過著隱居的生活。說明他討厭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人。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官員為了錢與權力，不顧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最終與嚴監生的下場一樣。這些現實的事情告訴我們做人不能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愛錢如命。
《儒林外史》教會了我要大方，不能貪小便宜。
《儒林外史》中有一個姓王名惠的人物，其命運用“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來概括，應是十分地貼切不過了。
王惠的故事主要是在第七回和第八回。
《第七回》寫王惠教唆荀玫隱瞞丁憂一事。他對荀玫說：“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過了再處。”
“丁憂”是古代為官最怕的一件事。按照封建時代的禮儀規定，父母亡后，子女必須按禮持喪三年。如若遇“丁憂”而隱匿不報者，一經查獲，必受嚴懲。俗話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對于當時的荀玫來說，正處在“選擇科、道”的關鍵時刻，一旦選上，那就可以正式踏上仕途，錢財從此可滾滾而來。而此時報了“丁憂”，三年后的事情就誰都難料了。難怪王惠勸解荀玫瞞下“丁憂”之事，看來，在封建時代，一個人去世還得挑個正確的時機，荀玫的老媽去世的也真不是時候。最后，荀玫在金東崖的勸說下，到底是沒有敢瞞報，想了個變通的辦法，請人保舉，申請“奪情”(簡單地說，就是朝廷命其不必棄官去職，稱“奪情”)。卻也最終因為“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而未能成功。最終“荀員外只得遞呈丁憂”，回家守孝。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王惠是一個膽大包天、為所欲為的人，也是一個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人。為了名與利，敢置制度于不顧、不畏懲罰、不懼禮儀。這樣的性格最終決定著他的命運。
不過，王惠的運氣要比荀玫好得多。《第八回》寫到，他剛到京就“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被選中補授“南昌知府員缺”。于是，王惠就成了南昌府太守。
王太守到任后，果然非同尋常。“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嚴征課稅;“用的是頭號板子”。一時間，“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里也是怕的”。
王太守從嚴治政，與前任蘧太守的“訟簡刑清”形成了顯明對比。蘧太守在任時，只聞得三樣聲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而王太守在任時，也只聞得三樣聲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酷吏，卻獲得了上司的欣賞，被稱為“江西第一個能員”，再次被委以重任，升為“南贛道”，王太守成了王道臺。誰知第二年遇寧王反亂，破了南贛官軍，王道臺黑夜逃走，至大江中，被寧王俘虜而去。而此時的王惠又充分暴露了他見風使舵的本性，一句“情愿歸順”就成了“偽官”。不想寧王又難成氣候，鬧了兩年，被新建伯王守仁殺敗，束手就擒。王惠又只得第二次連夜逃走。從此一落千丈，“更名改姓，削發披緇去了”。
王惠的故事，一波三折。常言道：水無定勢，人有旦夕禍福。王惠從工部員外，一路升官，直到成了道臺。然而，到達頂峰之際，便是峰回路轉之時。
《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王惠曲折的仕途、悲哀的命運，正是對老子這句名言的最好佐證。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當你春風得意之際，需要常懷憂慮之心。我們常說，凡事需有度，過則必受損。如果當時在南昌府任上，王惠效仿前任蘧太守仁愛寬政，或許，就此始終在太守任上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也未為可知也。
二十年前曾支離破碎地讀過幾章《儒林外史》，其印象隨著時間的流失逐漸淡忘。今年暑假又一次細讀了這部優秀長篇諷刺小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說起《儒林外史》，多數人可能沒有對《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熟悉。其原因是，三國、水滸一類的書，是在人民群眾集體創作并廣泛流傳的基礎上羅貫中、施耐庵加工而成的。這些書中的故事又被廣泛的搬到戲劇、電影的舞臺上，所以它有十分強的群眾基礎，提起書中的人物、故事情節都能談談自己的認識、見解。而《儒林外史》是吳敬梓自己的創作，是他在實際生活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的精品，是他獨特思想與藝術構思的產物。吳敬梓是清代安徽人。他出身書香門第，祖上幾輩都是科舉成名，得做高官。吳敬梓自幼讀書習文，對經史文章、詩詞歌賦無不精通，但對科舉考試和八股文毫無興趣，所以他在《儒林外史》中對科舉和八股的反對態度十分明確。書中第一回就通過王冕的話說：“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在封建統治非常嚴酷的清朝，作者敢于直斥科舉制度，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眾多讀書人的形象，最成功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那些被科舉八股毒害的人。這些人在名韁利索的牽引下現出的丑態，做出的丑事，讓人觸目驚心。如進了幾十年考場，后來僥幸考中又出盡洋相的周進、范進;獲得名利地位后就無惡不作的嚴大位;原本勤勞孝順、后來被名利與八股迷了心竅，做出種種劣跡的匡超人;為了當名人而冒名頂替四處行騙的牛浦;粗通文墨、在鄉村招搖撞騙的楊執中、權勿用;以招賢納才為榮、借以揚名卻屢次上當的婁氏公子;雖為女流卻熱衷八股的魯小姐等等。這些人物的表現，真實地反映了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扭曲，也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
書中不僅刻畫了令人憎惡的反面形象，也樹立了許多正面形象，如杜少卿、莊紹光、遲衡山、武正宇、虞博士等。以杜紹卿最為突出。杜紹卿才華超群，卻蔑視八股，仗義疏財，遷居南京后，寧愿過貧寒生活而不愿征召為官。《儒林外史》在寫發上也獨具一格，它雖是長篇小說，卻沒有貫穿全書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把幾十年中出現的眾多人物和故事串接起來，既有交叉聯系，又獨立成章，富于變化。吳敬梓運用口語化、性格化的語言，同時適當吸收諺語、歇后語等，使得人物的身份和特點準確鮮明，精彩之處層出不窮。像王冕隱居、范進中舉、兩根燈草、人頭會等篇章，一直為人們稱道，廣為流傳。作為諷刺小說，吳敬梓不是簡單的直述自己對人物的好惡，進行諷刺或贊揚，而是通過白描勾勒，用人物言行的強烈反差、對比反襯、明贊暗斥或明貶實褒的手法，讓讀者自己明辨是非，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在一個繁星滿天的夜里，我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儒林外史》……
這本書的作者是吳敬梓。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少卿，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真儒名賢，每次只要有人來向他借錢，他會毫不吝嗇地拿出來。后來家里的資產都被他花光了，但他卻絲毫不在意，只是賣房過江。之后，他結識了許多名人，他經常與馬純上、蘧公孫一起談天說地、談古論今，在他外出時，喝醉了酒，竟一手挽著娘子，一手拿著金杯，大笑著走下了山，兩人毫不在乎他人的目光。
杜少卿一生自得其樂，淡泊守志，絕不出仕，天下人無不敬仰。
與他相比，我們沒有他這么坦然，我們總是在乎別人對我們的看法：考試沒考好，擔心別人會嘲笑我們;很在乎別人的評價，甚至擔心在別人面前丟丑，而放棄許多嘗試的機會……所以我們總會覺得很累。我們何不像杜少卿一樣坦然一點，灑脫一點?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在這里，杜少卿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也是作者想中的人物形象，也是我們人人向往的人生。
我建議大家去讀這本《儒林外史》，書中逼真地寫出了當時的情景。對于杜少卿，遲衡山等眾多個性鮮明的書生形象，描繪最是生動。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都會帶給我們啟發。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如何處”。這是作者吳敬梓先生的著作《儒林外史》的引首詞。詞中抒發了作者功名富貴誰能看破的感慨。
在《儒林外史》這本書中，作者入木三分地刻劃了一些備受科舉制度摧殘的“讀書人”和一大批不學無術、道德敗壞卻自命風雅、裝腔作勢的所謂名士，也滿懷熱情地描繪了一些潔身自愛、崇尚禮樂、襟懷沖淡的真儒賢人。表達了作者對科舉制度的否定，對官僚集團厭惡，封建禮教的憎恨，對人民群眾的同情。
這本書仿佛將我們帶回那黑暗的時代：明朝時期，一群“讀書人”為功名富貴，不顧一切地去“奮斗”，最終逐漸在黑暗社會中腐蝕，例如五十多歲仍在應試的范進。50多歲僅是個童生，家中窮苦不堪，12月的天氣還穿著單衣服，&t;凍得直發抖&t;。范進在幾十年應試不中的情況下，于主試官周進的抬舉，應試及第。他喜不自勝出現了癲狂狀態。
我為這位人物感到遺憾。他是一個熱衷科舉，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層知識分子。他將自己的青春年華全耗在科舉上，將中舉取得功名利祿當作唯一的奮斗目標，幾十年屢試不第，也不愿從事勞動養家糊口，其靈魂完全被科舉的鎖鏈縛住了。范進中了舉，雖然物質富有了社會地位提高了，但其靈魂完全被科舉毒化了。我對此表示不解：他們讀書，到底是為了什么?為名?為利?這些答案在當時都是對的。他們目光短淺，又好名好利，功名就成后只知享樂，不思進取，已經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了。
說到范進，我想到了一位截然不同的人物 ——周恩來先生。在他的讀書時代，有一天，校長問大家為什么而讀書。同學們的答案眾說紛紜。校長又讓周恩來回答這個問題。周恩來回答道：“為中華崛起之而讀書。”
在我看來，周恩來先生是一位志向遠大，熱愛祖國，又勤奮的人。有像他這樣的人，中華何愁不崛起呢?
不過，《儒林外史》中，有一位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遠離功名，天性孝悌，才華橫溢，相比于那些“讀書人”而言，這是一個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想人物。
這個人物總算是給了我一些慰藉。因為在“池塘的淤泥里”，仍有幾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蓮花，王冕就是其中之一。盡管他沒有遠大的志向，讀書也是為了充實自己，但從品質來講，他還是一面很好的鏡子。
話說回來，什么東西讓“讀書人”如此癡迷?就是它——科舉制，一個從隋唐時期只是為了尋找更多的人以治國，到明朝成為“讀書人進步的階梯”，這其中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看來，這種制度所形成的“官本位”怪圈就像一個大泥潭，進去就很難再出來了，就連現代人都不一定。幸運的是，這種制度早已廢除。現在，我國是應試教育，讀書是為了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特長，考試是為了更好地鞏固知識。
“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從今后，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結尾詞帶給了人們無盡的遐思，也給看完這本書的讀者帶來無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