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心得篇1

讀勒龐在一個世紀前寫的這本《烏合之眾》，就像是在讀一本二十世紀的人類史。他以先知一般的洞見，察覺了群體——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單元——的各種特點及影響，并預見到，群體在一個愈加明主的社會中必將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但也因此必將造成更大的危害。

勒龐該是個種族主義者。恕我可能對西方大眾文化批判無知，但縱覽全本書，“種族”這個詞出現得最多次。勒龐認為：種族是決定人類行為最深層的因素。正是種族保留下來的“生理解剖學的”因素，決定了人類的無意識動機，而無意識動機又是群體行為的動因。所以，即使群體一律的無知、多變、沖動……但表現出來的方式又因種族而有所不同。

勒龐應該也是個精英主義者。在書中，他毫不掩飾對安德魯撒克遜民族的崇拜，深為認同后者個人主義的民族特性。而他卻多次地將法國大革命歸結于本民族群體意識的主導，失望之情可見一斑。

看書時不時被他武斷、不加推導的結論所煩，認為其要是放在當代，可能連出版的機會都沒有，或是很快就銷聲匿跡。然而，這本書之所以面世百年之后，還能被人所關注，被許多社會學家尊為“研究社會心理影響力最大的一本書”，必然有其獨到之處。依本人拙見，還應歸功其對于未來強大的預見能力。二十世紀世界的兩次大戰，不都是群體行為被誘導出、傳染、放大后的結果嗎?在看我們中國解放后的那場浩劫，不也是一場群體的狂歡嗎?盡管勒龐的論證缺乏依據，但他仍能不無預見力地指出：“那些領袖們，杜撰一個模棱兩可的詞匯，描述一個偉大的圖景，鼓動群體……而這些新東西不過是過去的專制換了張面孔……”正是群體最深層的無意識動機的穩定，人類一切看似美好的革命都像反復過去——看看半個世紀前的中國，和封建社會有什么區別?

就寫這些吧，大多數感想還是要邊看書邊才能蹦出來的。最后勉勵自己一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懷疑精神，永遠不要隨波逐流。

烏合之眾心得篇2

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學者勒龐是個保守派社會精英，他反對傳統的國家主義，反對新興的集體主義，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義。他生活在法國革命不斷的年代里，經歷過巴黎公社和法蘭西第二帝國等歷史時期，親眼目睹了法國民眾在傳統的信仰與權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蠻、善變、極端的原始人，在少數人的慫恿下，民眾會毫不猶豫地做出駭人聽聞的暴行，事后卻要求愛國主義的榮譽勛章。于是，勒龐在他的傳世名作《烏合之眾》中總結道：民眾缺乏理性，依賴于信仰與權威的引導，用想象來判斷，模仿他人行為，簡而言之，民眾是盲從的。

很不幸，我們也是“烏合之眾”，我們也會盲從。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價值體系與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們愈發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而開始追求信仰的庇護和權威的支持，兩者共同的結果，就是解釋古典人生哲學的于丹教授的走紅。

《地球是平的》一書預見了一個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未來。我以為，在互聯網的沖擊下，政府將失去左右輿論的能力，民眾將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民主會成為必然的趨勢;同時，國際間競爭使政府必須擁有更高的效率，民眾必須賦予政府更多權力，集中也會成為必然的趨勢。因此，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將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權威民主雙向加強的模式，即民眾選出強力領袖，由他來行使巨大的權力。這一切，正如勒龐所言。

勒龐曾預言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必將是艱苦的過程，也曾預言中國在辛亥革命后必將迎來更加極權的專制。他的“烏合之眾”心理學認為：民眾為了追求幸福，會愿意犧牲自由，追隨強力領袖，賦予他絕對權力，并為他所宣揚的理想犧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這個片面的觀點得到了歷史的有力映證——二戰、“”——民眾哪一次不盲從?哪一次不為瘋狂的理想而瘋狂地殺人?

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心理學，了解是什么讓我們盲從，如何克服盲從，從而確保一個穩定發展的幸福未來。

在連續讀了佛洛伊德批判繼承勒龐思想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和當代學者寫的討論群體盲從行為的《影響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術的書籍后，我傾向于用“催眠”與“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論來解釋“烏合之眾”的盲從。

“催眠”是指個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戰勝和控制。強大的群體意志戰勝和取代了個人意志，個人被群體催眠了。(前面我專門寫過一篇關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這里就不細談了)

無論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傾向，心理學上稱之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戀的，所以愛屋及烏，會喜歡與自己相似的人，即“認同”。為了讓其他人喜歡自己，以便搞好關系實現合作，人會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認同”與“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種“同步”，它仿佛是人類在進化的過程寫入自己DNA里的基礎核心程序，是一種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對這一本能的總結。別人饋贈我，我就回贈他;別人攻擊我，我就回擊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賺錢，超市里那些免費品嘗的甜點，在“同步”作用的幫助下，總是能讓消費者乖乖地買下自己本不必買的東西。此外，銷售人員千方百計地與消費者套近乎，也正是為了博取一種“同步”。

烏合之眾的盲從，正是“催眠”與“同步”共同作用的結果，催眠使我們變成了盲目之輩，而極端強化了“同步”效應，使得我們不受理性與道德的約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來。“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謹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領。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經常提醒自己，不盲從，不隨波逐流，做一個有獨立人格的自我。

PS，談點關于“同步”的題外話。

在與人交談時，模仿對方的表達方式，如語氣、姿勢、詞匯、節奏等，通常可以達到更好的溝通效果。所以，與父母溝通時要用家長的方式，與孩子溝通時要用孩子的方式，一旦反串，結果就很糟糕。多數時候父母與子女的溝通不暢，就是因為彼此都堅持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主動與對方“同步”。

人不只與他人同步，還努力實現與自身的“同步”，即前后一致性。因此，先問兩個問題，讓對方做出“肯定”回答后，再提一個過分的要求時，對方會很難拒絕。

“同步”也有副作用。如街頭有人需要救助時，由于過路人都不知情，因此，他們只會觀望他人行為，以期用“同步”來避免犯錯。如果其他人都無動于衷，則人們也會“同步”這種無動于衷，結果便是一種“社會人情淡漠”的假象。針對這種現象，求助者只需指定一個幫助者，道明原因，并指明要求幫助的內容，使對方開始行動，便會幫你贏得更多人的“同步”協助了。

烏合之眾心得篇3

《烏合之眾》這本書，作者從書名開始就已對世人警示：謹慎從眾，否則烏合之眾便是下場。仔細想想，作者說的很有道理。人這種動物太缺乏安全感了。為了獲得認同，愿意拋棄是非，僅為了換取讓其倍感安全的歸屬感。

事事都有兩面性。從眾與否亦然。

人從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舉例來說，編報紙的人對群眾意見的影響。他們先是迎合群眾的感情，然后把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為渠道。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后，對于新聞媒體的報道應加以自我理性的判斷，而并非欣然接受思維的同化。另一方面，對于媒體人應清醒的意識到，他們對于群眾的感情引導，群眾意見的形成，將會撥動時代的冰弦。也就是說，當有人牽動的時候，群體很容易被集體帶動，這也就引出從眾的弊端——“群體中的人日益被大眾文化所湮沒，這種文化把平庸低俗當作最有價值的東西。”與過去的社會相比，群眾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圍的人的判斷和愛好，也讓我們想到今天人們對所謂當代人失去自我判斷能力的關切。

人不從眾，首先要忍受的便是孤獨和孤立，因為你與我們不一樣——“數量及正義。”這也是作者痛斥也無奈的一點。作為獨立個體的人能能好的將個體文化展現，但人總是向往群體的，而一旦進入群體，個體文化便很容易泯滅。這要求我們對事物的思考應有自我辨別的能力，在大眾文化的環境下形成個體文化的升華，突破和創新產生新的文化價值，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人寰處處有爭執，總是紛紜難解，何況是人內心所想要歸屬，更難抉擇。事無絕對，從眾的好與不好無人能給出答案。就比如《烏合之眾》這本書。人人都說它寫的精彩，直至內心，那你是否要從眾地看它一看，再拍案叫絕?

烏合之眾心得篇4

1985年4月23日，可口可樂首位外籍CEO古巴人郭思達在紐約宣布，可口可樂更改其行銷99年的飲料配方，以新可樂取代老可樂。此舉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浪潮。老對手百事可樂在一旁坐收漁利、樂不可支。至6月底，新可樂的銷量仍未見起色，可口可樂被迫向市場屈服，宣布恢復老配方的生產。管理層并未全盤放棄新可樂，但這個新配方的產品(后更名為“可樂Ⅱ”)在5年后終因缺少購買而消亡。可口可樂更改配方被《紐約時報》稱為“美國商界一百年來最重大的失誤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對公眾情感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萬科董事長王石作為一位資深職業經理人，應對這次四川大地震，也犯下了類似的錯誤。他在博客里寫道，“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以及“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為負擔”。這些個人言論同樣引發了公眾的抗議浪潮，并嚴重影響到公司品牌形象、股價和產品(房地產)的銷售預期。

平心而論，王石的言論本身在立論上是站得住腳的，甚至堪稱理性，與巨大天災面前全社會普遍情緒化的反應相比顯得難能可貴地清醒。但問題出在，王石混淆了他三項不同身份之間的界限。

他有哪三項身份呢?

首先當然是上述職業經理人的身份，王石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房地產職業經理人” ，他也一向以此為傲;其次是萬科品牌代言人，王石最廣為人知的個人愛好是登山，他把這項個人愛好與萬科的企業精神成功地聯系在一起，成為萬科事實上的形象代言人，以奧運火炬在鵬城傳遞的相關報道為例，不少報道都提到“萬科董事長曾登頂珠峰的王石傳遞火炬”_，可見萬科、王石、登山這三者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聯結，并直接關系到萬科的品牌形象;第三是意見領袖，這一重角色是基于前二者所帶來的話語權優勢而次生的，通過公開場合言論及個人博客等方式發揮社會影響力并營造其個人形象(進而強化企業形象)，亦經常間接為其職業經理人身份及企業利益服務(如：“樓市拐點論”、“樓市無壟斷論”等)。

我們知道，一個企業的品牌價值是動態的，處于不斷被評價、不斷被重新估值的過程之中。成熟的企業應該避免主動惹起爭議、波及企業形象，致使品牌價值受損。上述可口可樂改變配方引起的品牌危機就是一次典型的“無事生非”。而職業經理人的基本要求是忠誠勤勉、任事謹慎，凡事以企業利益為先，切忌因個人行為對企業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因此，如果王石僅僅具有意見領袖的身份，他發表以上言論并無不當;但正因為他的三項身份密不可分(尤其第三重身份源自前兩項)，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機，他說這些話之前，更應該對公眾情感的走向及可能激發的反應進行必要的評估和正確的體認，以免因個人“理性的狂熱”激起眾怒、殃及企業。可惜的是，王石理應具有的職業操守卻未能戰勝個人言說、表態的沖動，甚至還試圖挾一己企業員工之眾、共同挑戰社會公意(雖然這種公意不一定是明智的)，儼然在以卵擊石。(其實，萬科捐200萬為限、員工捐10元為限，本可以靜悄悄地去做，完全不必釀出這樣一場軒然大波。)另外還一種可能，王石表面上是以意見領袖身份提供獨立見解，其實卻是在制造逆向營銷，因為宣布巨額捐款的企業太多，非此不足以標新立異。那么從后果來看，他顯然是誤判并失敗了。不論如何，在此次風波中，出風頭與愚蠢，王石的表現二者兼具。

相比較而言，神舟電腦董事長吳海軍“內部字條”“流出”事件(字條批示“希望沒有向災區捐款的員工離職”，甚至“還罵捐了款仍有怨言的員工是混蛋”)，雖然同樣引起爭議，但吳海軍對公眾情感的判讀明顯比王石精準。雖然王石的言論看起來更加理性、立意更長遠，吳海軍的批示則已經觸及了我國勞動法律法規的底線，但王石的“賣直”在輿論及公眾反應上卻輸給了吳海軍的“血性”。

依照勒龐《烏合之眾》一書對群體心理的分析，“群體不善推理，卻急于行動”，“群體因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譬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群體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群體行為特有的屬性”。引領還是對抗群體感情的狂暴，就成了個人英雄表演成敗的關鍵。意見領袖也許可以采取與公眾為敵的招人厭憎的先知姿態，職業經理人卻不可以，因為他首先必須對企業負責;品牌形象代言人更不可因個人的言辭魯莽而拖累企業。這一次，王石以一項身份進行的表達卻觸犯了另兩項(更重要的)身份的禁條，可謂是徹底栽了個跟斗。

可口可樂更換百年配方之前經過了數年的客戶調查和大規模的口味測試，因此事后分析認為“口味測試出賣了可口可樂”，換言之，可口可樂犯下的是可以原諒的錯誤，而郭思達也以迅速的改弦易轍來化解這場信任危機。與之相比，王石此次錯誤則屬純粹的個人行為，我們可稱之為“不自量力的傲慢”。既然大錯已鑄成，王石更應該向郭思達學習，本著對企業和股東負責的職業精神，向“群體感情的狂暴”低頭，謙卑而誠懇地進行危機公關，以求化解此次無端惹出的風波。若非如此，適合王石干的，恐怕不是萬科董事長的職位，而是南方報系的時評撰稿人。